在印刷纹样普及以前，刺绣者需要保存学到或借来的纹样、针迹与效果。V&A把sampler解释为这样的个人参照物：不同元素集中在一块样绣上，以便后来在其他作品中使用。十六世纪已有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和英国的纹样书，但馆文仍认为，当时多数刺绣者主要依赖实物范例获取灵感和传递具体技艺。书与布样并未简单地前后替代。[1]
亚麻底布把这些参照与家居用品联系起来。馆文举出一件十六世纪意大利样绣，以丝线绣在亚麻上，外围边框属于当时个人及家居亚麻织物常用的纹样。底布是亚麻，装饰线是丝，记录的又是能够用于其他物件的图案；在同一件样本里，承载材料、表现材料和未来用途已经是三个可以分别阅读的线索。[1]
Jane Bostocke的一五九八年样绣，还处在参照物与技艺展示之间。它绣有日期，并以铭文纪念两年前Alice Lee的出生。样本日期与纪念事件相差两年，因此布上的数字不能一律读成被纪念事件的发生年。馆方又提出，Bostocke可能是因针线专长受雇于该家庭的成员；这是对人物身份的可能解释，不是确定的雇佣记录。[1]
十七世纪的布局提供了另一种信息。spot sampler将单独纹样散置，band sampler则以较有秩序的边框行列组织布面。Mildred Mayow一六三三年的具名条带样绣，有至少两件非常相似的版本，馆方据此提出可能存在同一学校或教师的影响。相似性在这里成为讨论传授关系的线索，而不等于已经认定几件作品出自同一个人。[1]
字母与花纹也各有用途。字母练习联系到床单、内衣等亚麻用品的标名，馆文说明，这让洗后的物件能够回到各自主人手中；散点纹样和边框则可以装饰衣服与家居陈设。于是，一块样绣既保存装饰选择，也保存给用品留下身份标记的文字形式，字母并非只是花纹之间的空隙填充。[1]
Martha Edlin的成组物件让日期之间的关系更清楚。馆藏将她一六六八、一六六九年的样绣，与一六七一年的装饰匣、一六七三年的首饰盒及其他作品相连。馆方用perhaps解释她为这些物件标年的做法：日期也许在标记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成果。它们记录的是一系列作品的先后，而不是把一块样绣等同于全部技艺，或证明所有物件在同一年完成。[1]
十八世纪初，英国样绣逐渐变得较方，可以像绘画或版画一样展示在墙上，区别于卷起保存的狭长参照布。后来羊毛底布日益增多，但亚麻仍用于Hollie Point这一类样本。形式趋向陈列，并不意味着底布同步统一更换；同一时期的材料选择，仍与样本所保留的具体装饰传统相联系。[1]
资料来源：[1] [Embroidery – a history of needlework samplers](https://www.vam.ac.uk/articles/embroidery-a-history-of-needlework-sampler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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